据青岛工商部门和法院工作人员介绍，之所以众多邮件未保价丢失的判决，距发件人的要求相距甚远，就在于合同法与邮政法的相互“顶牛”。

    在很多类似案件的判决中，法院大都采取了折衷的判决方式。

    邮寄价值3900元的手机，因为没有保价，手机在从山东青岛寄往河南郑州过程中丢失，结果，青岛邮政局依据邮政法赔付发件人40元钱。这个离谱的缩水赔偿让发件人青岛理工大学的袁琳觉得太委屈，她认为，按照合同法规定，邮局应当对她进行全额赔偿。

    记者了解到，近年来，因邮政局工作失误导致邮包丢失，投递人以邮政合同纠纷将邮政局告上法庭的案件时有发生。但此类案件是适用邮政法还是适用合同法进行处理，不论在审判实践中，还是在法学理论界，都是一个备受关注与争议的问题。

　　近四千元手机只赔四十元

    据河南郑州市民曹阳反映，去年12月7日，她正在青岛理工大学上学的女儿袁琳，通过青岛海泊桥邮政支局寄往河南郑州一部夏普8010型手机，手机原价3900元。袁琳为了省点儿钱，就没有保价。

    但其后，曹阳始终没有收到女儿寄给她的手机。曹阳致电青岛邮政部门，得到的答复是赔付她们40元钱，加上袁琳支付的20元邮费，共计60元。

    记者就此事致电青岛邮政局监察部的张主任。张主任说：“没有证据证明她的手机价值3900元。”

    张主任认为，邮局办理邮寄业务一直遵循邮政法，邮件丢失的赔偿标准按照国家邮政局国内邮件处理规则规定：未保价邮件发生丢失、损毁、短少时，最高赔偿金额不超过所付邮费的两倍。发件人袁琳没有填写保价证明，只是支付了20元的邮费，因此，青岛邮政赔偿总计60元没有什么问题。

    张主任介绍说，袁琳的邮包邮寄经过两个环节：先从青岛邮局送往青岛机场，再空运至郑州。青岛邮政部门已经对此事进行了调查，查阅了相关录像，确认从青岛发出的环节没有纰漏，也没有找到相关责任人。但由于确实给发件人丢失了物品，所以给付40元的赔偿。

    法院判决往往折衷处理

    记者调查发现，像袁琳这样，因邮政局工作失误致邮包丢失的事情，在很多城市都有发生，并且当事双方往往对簿公堂。

    在很多案件判决中，法院既没有按照当事人全额赔偿要求处理，也没有按照邮局两倍邮费的方式结案，而是大都采取了折衷的判决方式处理。尽管如此，邮局支付的赔偿金距离发件人的要求还是相距很远。

    青岛一位法官向记者谈起这样一个案件，某企业委托某物流快递公司邮寄包裹，包裹在快递途中不慎丢失，该企业称包裹内是价值3万元的材料。因当时没有填写保价金额，事件发生后，物流快递公司只同意赔偿企业2000元损失费。

    法院经审理认为，企业在邮寄包裹时并未标明所寄物品价值，没有办理保值手续；物流快递公司接收货物时也没有当面验货，双方都存在一定责任。对于企业提出的按物品原价进行赔偿的主张，因该企业无法对所寄物品价值进行有效举证，故对其主张不能完全支持。又因物品丢失的事实确实存在，物流快递公司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所以理应承担赔偿责任。经法院调解，双方当事人最终达成协议：物流快递公司赔偿该企业损失费3000元。

　　多数人倾向适用合同法

    据青岛工商部门和法院工作人员介绍，之所以众多邮件未保价丢失的判决距发件人的要求相距甚远，就在于合同法与邮政法的相互“顶牛”。

    一种意见认为，应适用邮政法。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，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是“特别法优于一般法”，在特别法与一般法的规定不一致而发生冲突时，应适用特别法。我国合同法是一般法，邮政法是特别法，在邮件丢失造成的损害赔偿方面当然应优先适用邮政法的规定。

    而相反的意见认为，应适用合同法。因为合同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，而邮政法是一般法律。根据一般适用原则，基本法的效力仅次于宪法，但高于一般法律。虽然邮政法是特别法，但从效力上应优先适用合同法。

    记者在采访了众多法律人士后发现，大多人倾向于第二种观点，即适用合同法。

    “如果在法律效力一样的情况下，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没问题。但合同法与民法通则不是一般的一般法，而属于上位法，从法律效力上看，应该优于邮政法。”山东律师曲华强认为。

    法学界人士认为，虽然我国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是“特别法优于一般法”，但在特别法与一般法的规定不一致而发生冲突时，应以特别法为准。但是如果“特别法优于一般法”原则与“后法优于前法”原则相抵触时，则采纳“后法优于前法”原则。按照这个道理，合同法是在1999年3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，而邮政法是在1986年12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，很显然，应适用合同法而非邮政法。

    “不管适用哪部法，一部手机总不至于仅值40元吧？这种赔偿是不是太滑稽了？”袁琳对记者说。(