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会视点：网络监督在争议中彰显力量
最近，云南晋宁看守所发生一名在押人员死亡事件，在网民的持续追问和参与中，司法机关介入调查并公布了真相。

从“华南虎照”当事人被判刑到“史上最牛房管局长”被立案调查，从深圳海事局官员猥亵女童被“双规”到广东干部出国考察清单被公布……一年来，网络监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进入公众视野。

然而，网络监督又常常卷入争议的漩涡。侵犯隐私权、虚假信息、扭曲夸大等种种问题一直备受诟病。

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中，应当如何看待这一新现象？两会代表、委员纷纷发表见解。

网络监督最接近百姓生活

近日，广东肇庆端州区区长等人以“考察”为名出国旅游被曝光一事，给全国人大代表、华侨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戴仲川留下了深刻印象：“我在网络视频上看得很清楚，他们去哪里玩，都是什么名字和职务，从出发到每天日程都有。这种图像都在那里，纪检部门就得马上介入，否则无法交代。”

他认为，网络监督的力量大大压缩了“暗箱操作”的空间：“过去出了问题有人还可以封锁消息，而在网络时代，做了就很难掩盖，大家手机拿起来就可以拍，几分钟内就可以发送到网络上，立刻就会产生爆炸性效果。”

网络监督最大的优势在于其便捷性和广泛性，让公众多了一个自由表达的空间。全国政协委员、上海交大法学院教授王曦说，跟其他表达意见的方式相比，网络监督所受限制最少，“门槛”最低，最接近百姓的日常生活。

多位代表委员认为，网络监督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种新形式。全国人大代表、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明蓉说，网络监督的兴起，本身就是公众民主意识增强的体现；而网络又为公众行使知情、表达、参与、监督四大民主权利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持。

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利明说：“过去，各级政府文件很少与百姓见面，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颁布后，一些政府的红头文件开始在网上公布，吸引网民对其合理性进行讨论。那些群众反映强烈的类似乱收费、乱罚款的文件根本经不起推敲，难以出台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亮点，也可视为民主监督的可贵进步。”

“阳光是最好的反腐剂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福建省科技厅副厅长杜民说：“来自网络的监督，对政府部门是一个挑战，因为一个事情处理不好，便会在网络上放大。如果你不适应，肯定很被动。”

莫让“自由”变成“暴力”

互联网自从诞生那一天起，就伴随着正反两方面的声音。已过去近一年的“姜岩事件”至今余波未消。

去年初，一篇帖子在各大网上论坛流行：一个叫姜岩的女人，因为“第三者”的介入，最终选择了跳楼自杀。姜岩的丈夫和“第三者”随即遭到“人肉搜索”，他们的住址、家人电话、公司情况等各类信息被公布，网上声讨铺天盖地而来。尽管当事人诉诸法律，还是没能逃脱名誉、生活受影响的结果。

“网络监督”和“网络暴力”常常只有一步之隔。王曦委员说：“正是因为网络监督的限制较少，一些网友可能会滥用这种监督方式。”

“民主是需要规则的，否则就走向民主的反面。”李明蓉代表说，“假如网络的追索成为一些人以私利为目的的报复工具。网民无形中就成了别人的帮凶。”

她认为，即使贪官和罪犯也有个人合法权利。违法犯罪、不道德行为是一回事，个人隐私是另一回事，特别是当事人的亲友更应该受到保护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律师刘红宇说，打击腐败也要讲究“程序的正义”，网络监督也应该建立在守法的前提下。现在几乎形成了一种社会共识，好像结果是正义的，就可以随意侵犯他人的权利。

即使在一些成功的网络监督案例中，歪曲、夸大、谩骂等现象仍然存在，不仅让人无所适从，还对实际调查形成了掣肘。

全国人大代表、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文显说：“有的时候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，网上就形成一边倒的舆论，也可能影响司法活动的公正性。有时网民掌握的情况毕竟是表象的，而法律是用证据来说话的。有些网民披露的事实并不一定是证据。看见的东西不一定是事实本身。”

多位代表委员认为，网络只能是民主监督的表达手段，网民在网上的行为既受到法律保护也受到法律限制，不能超越党纪国法。不能曲解网络监督这个手段，因为这种手段本身没有裁判权，最终我们还是需要建设一个法治社会。

王利明代表指出，因为网民的知识水平和层次不一样，有些网民容易受到误导，加上信息来源不尽准确，非理性的声音层出不穷。有关部门要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和规范，要求网民严格遵守法律，用道德约束自己，不能动辄侵害他人隐私和名誉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西藏大学旅游与外语学院副院长图登克珠指出，目前我国在网络监督方面还存在很多法律空白，必须加快立法步伐。而张文显代表建议：“应该一方面引导网民理性对待披露的事实，另一方面把最真实的情况通过最权威的渠道发布出来，让网民在法律事实面前去发表更理性的评论。”

让网络的希望照进现实

２月２８日，温家宝总理在中国政府网与网友交流时说：“我一直认为群众有权利知道政府在想什么、做什么，并且对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意见，政府也需要问政于民、问计于民，推进政务公开和决策的民主化。”

这是我国信息公开、推进民主的又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。从这样的角度观察，代表委员认为，网络监督只是我国推进民主建设的渠道之一，有关部门更应该加强现实工作，通过多种途径保障人民民主权利。

全国人大代表汪春兰说：“网络上揭露的一些现象并不是新出现的，比如官员抽名烟、戴名表，关键还是要切实管起来、抓起来，从制度建设上入手。”

汪春兰代表认为，网络监督必须和其他监督渠道一起，才能形成合力，发挥更大的作用。外部监督必须和政府内部的体制建设结合起来，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贪污腐败问题。

“把反腐倡廉的希望寄托在网民身上是不对的。假如网络监督成了反腐的主力，那说明现实机制出了问题。”杜民代表说。

王利明代表认为，网络监督的兴起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部分群众现实诉求渠道不畅。法律才应该是解决问题的主渠道，网络监督只能起到补充作用。应该建立公正、高效、权威的司法体制和机制，在现有的合法框架内解决问题。

戴仲川代表指出，国家一直在努力推进民主建设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，但一些地方对此只是应付和敷衍，阻碍了百姓民主权利的落实。必须创新机制，确保百姓有效参与的畅通渠道。

反过来，网络技术也为政府转变行政方式、改革相关制度提供了新的契机。王曦委员说，要使网络与现实的互动成为常态。网民有所表达，就是希望政府能够回应，否则表达就没有意义。政府应该对官员进行培训，教会他们如何正确对待网络意见，及时发现和疏导民间的怨气，不至于问题越积越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