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讨论中国未来的第二份报告中，世界银行专家的态度既乐观又谨慎。他们发现，改革开放之初，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，按实际购买力计算大概是中国的10倍，而且今后大概每年还将递增至少2%，也许3%。中国要在2050年赶上发达国家，人均收入必须每年递增至少5.5%，也许6.5%。“这种高速增长，在其他国家尚属罕见。1960-1982年，除了几个盛产石油的小国以外，只有两个发展中国家（地区）的人均收入每年递增率达5%——韩国每年递增6.6%，希腊每年递增5.2%。只有日本一个国家，毋庸置疑地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地位赶上了发达国家。”
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无法预测，作为人口第一的贫穷大国，中国能否成为“罕见”国家的一分子？实现的路径是什么？如果真正实现了这个目标，又会给世界带来何种影响？
80年代初，几名外国记者在对中国微观考察后，发现现实状况令人沮丧。
重庆炼钢厂当时还在使用140多年前的机器。一名日本记者发现，这家年产30万吨原钢的工厂，使用的机械设备全是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，其中，那台140多年前英国制造的蒸汽轧钢机竟然还在使用。那记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指着机器上的标牌问厂长：“这是不是把年代搞错了？”厂长的回答是：“没错，因为质量好，所以一直在用。”
1978年7月，《华盛顿邮报》记者杰伊·马修斯获准参观中国桂林的一家工厂。在这篇题为《尽管宣布要对工厂进行改革，工作仍然松松垮垮》的报道中，马修斯写道：“同中国的大多数工厂情况一样，桂林丝袜厂的工人看起来并不是干劲十足的。……生产线上工人过多使工人长时间闲聊着。当我走进一个车间的时候，有3名女工同正在旁边桌上的另外3名女工聊天。我一进去，她们就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，然后交叉着双手坐在那里，好奇地向我张望。在我逗留的几分钟里，只有1名女工干了活，而没有一个女工说得清楚她们的生产定额是多少。”最后马修斯断言：“这种松松垮垮的工作态度，仍然是妨碍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个主要障碍。”
但是，2007年底国家统计局公布近30年来我国国民收入的数据，国民收入由1978年的人均340美元，提高到了2006的人均1740美元，平均增长率达到了5.584%。这个数据正好达到了世界银行追赶发达国家的要求。
很多经济学家将这个“奇迹”归功于中国的快速工业化以及由此推动的城市化。仅在十余年时间里，中国已经彻底告别了短缺经济，从一个封闭的农业国成为“世界工厂”。尤其是2003年以后，中国重新启动的第二轮重化工业，在装备制造、造船、资源、钢铁、新能源等领域形成了与寡头抗衡的力量，获取了高额利润。这使得现在的美国和欧洲谈论应该如何面对来自中国的冲击，就如同1990年初他们谈论日本一样。
中国的企业家们也曾兴奋地认为，他们等到了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——即世界重工业向中国大转移，他们可以利用这种转型进入更高端领域，为全世界造纸、造钢铁、造船、造汽车甚至造飞机。如果中国拒绝这个重新分工的机会，无异于自废武功。
但恰恰在这改革开放的第30个年头，作为拉动中国这架大车最重要的引擎——“中国制造”却陷入了一种复杂的境地。
一方面，在中国商品冲击下，各国制造业受到致命挑战。在很多领域，中国企业都在不断挑战成本极限，无论服装、鞋帽还是新能源、汽车和医疗器械，只要技术壁垒被打破，总能找到便宜至少30%的中国商品。中国企业的崛起把全球竞争的残酷性推到了极致，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竞争的格局。它带来的问题是，中国制造的发展模式，能否实现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向技术与品牌优势的转化？而跨国公司们，能否适应这个更快、更便宜、更残酷的竞争规则？
另一方面，巨大的需求与不断膨胀的制造能力，不断推高石油、铁矿石、土地等资源价格，加速了全球通胀。马修斯们于是关注的不再是中国的速度，而是担心中国的全面工业化究竟会“吃掉”多少资源。高速工业化也同时给环境带上了沉重的镣铐，水污染、空气污染以及沙漠化在吞噬着几十年来环境保护的成果。对于仅仅进入到工业化进程中段的中国，至少还有15年工业化的路程，重化工业仍旧是主要的动力之源。那么，高耗能发展模式能否顺应低碳经济的潮流，并迅速跨越到新型工业，成为人们需要解决的难题。
实际上，中国要面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：全面提高13亿人的生活水平，并在短短几年内走完别人在几百年内走过的工业化道路。由此占世界23%的中国人口，势必要使目前总量才7亿人、占世界人口11.6%的发达国家恐慌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经济顾问斯蒂芬·格利茨说：“中国已经走出改革开放的浅滩，正站在大河中央，选择彼岸的到岸位置。”他们意识到：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不断高速发展，不仅使全球能源和原材料紧张，更使商业竞争加剧，全球财富与利润亦将面临重新分配。
这本质上是一场全球化的冲突，中国的难题就是世界的难题。“中国制造”由此必须在国内与国际、发展与资源的双重压力下寻找出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