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为多年的家庭积怨，李女士竟然在父亲去世多年后才获知其落葬何处，又因为墓碑上没有署自己的名字，李女士不惜将亲生母亲和长兄告上法庭。

  近日，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，经过调解，这桩缘起家庭矛盾的“祭奠权”纠纷，终于得到圆满解决。

  墓碑上名字漏刻

  李女士和长兄李先生早在1999年就已经势成水火。为了拆迁的利益和父母的赡养问题，这对亲兄妹闹得不可开交，双方长期不相往来。特别是从2002年父母动迁购房并与长子李先生共同生活以后，李女士更是难见父母一面。要不是邻居及时告知，2004年3月，李女士甚至还差点错过了父亲的葬礼。

  2008年，李女士的儿子从日本留学归国，李女士和母亲的关系稍有缓和，她借机向母亲询问父亲的落葬地点打算自行拜祭，母亲的答复总是含糊其辞。

  直到2009年4月，李女士经过多方寻找，才获悉父亲安葬的具体位置。当她去墓园探望时，竟然发现父亲的墓碑上赫然刻着其他三兄妹的名字，独独没有刻自己的名字。

  为此，李女士一纸诉状，将母亲和具体负责父亲安葬事务的哥哥李先生告上法庭，讨要自己对父亲的“祭奠权”。

  庭上互相推脱

  在庭审中，李女士气愤地表示，这肯定是长兄李先生因为宿怨，利用母亲不识字，故意把李女士一家的名字漏掉。这样的行为侵犯了自己对父亲的祭奠怀念之权，应当受到法律的惩戒。为此，李女士和丈夫要求对方全额承担费用，将自己一家三口的姓名补刻上父亲的墓碑，出具《悔过书》，当庭向自己赔礼道歉，并向李先生索要精神赔偿金1元。

  长兄李先生则提出，妹妹李女士与其他的兄弟姐妹及母亲关系不睦，长期不来往。当初购买父亲墓地、墓碑的是母亲，自己只是作为母亲的代理人办理了相关手续。至于墓碑上的子女署名问题，因为当时母亲没有授意自己将妹妹的名字列入，所以自己既没有责任、也没有义务擅自将其名字刻上墓碑。况且，考虑到当时妹妹和家人的矛盾难以调和，如果擅自将她名字刻上墓碑，反倒有可能激怒她，这也是当时他没有将李女士一家人的姓名刻上墓碑的原因。

  李母由于身体原因没有到庭，她的代理人表示，李母年纪大又不识字，墓碑的置办都是由儿子做主，李母对于当初墓碑上的刻字问题未曾有过表态，也不是很了解。

  庭后调解名字补刻

  庭审结束后，法官组织双方进行调解。

  承办此案的陆敏法官认为，墓碑不单是标记故人安葬地的标志，也是承载着亲属哀思的特殊物。一方面，对于死者，按照我国民间传统，墓碑上的文字是其一生的总结，碑上镌刻的亲属名是一种公示，表明了其血脉的延续，死者的墓碑上缺少女儿的名字，这是对死者的不敬。另一方面，墓碑是亲属寄托哀思、祭拜扫墓的重要物品，李女士作为死者的女儿，有权对死者进行祭奠，因此李先生的做法侵犯了李女士对父亲的祭奠权。

  法官通过以上两点对当事人进行了劝说，最终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，由李先生协助李女士办理墓碑补刻事宜，费用由其母亲代为承担。

 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承办本案的法官告诉记者，李女士的祭奠权的确受到了侵害，且具有一定的精神伤害。那么，祭奠权受到侵害，当事人能否要求精神损害赔偿？

  对此，承办法官进行了详细的解释。他说，精神损害从理论上说包括精神痛苦与精神利益的损失。精神痛苦主要指自然人因人格权受到侵害而遭受的生活、心理上的痛苦，导致自然人的精神活动出现障碍，或使人产生愤怒、绝望、恐惧、焦虑、不安等不良情绪，精神利益的损失里指自然人和法人的人身权益（包括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）遭受侵害。

  承办法官告诉记者，根据我国法律规定，精神损害的构成要件包括四个方面：首先，要有精神损害的事实。它包括了内在的精神损害和外在的精神损害。如侵害行为使受害人内心悲痛，精神失常或使受害人的品德、声望、信用、名誉、评价降低等。其次，精神损害存在违法性。侵权人的行为必须违法，即精神损害行为侵犯的内容必须是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或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》规定的范围。第三，违法行为与精神损害赔偿事实之间必须有因果关系。最后一个方面，侵权人主观上必须有过错。

  承办法官说，本案中，李女士因家人故意对其隐瞒父亲的墓葬地，导致其无法按照中国传统风俗对父亲进行祭奠，同时其名字又未被刻在墓碑上，从客观上造成了一种对李女士社会评价的降低，给李女士带来了精神痛苦，具有精神损害的事实且两被告均存在主观上的故意，具有过错。但由于我国法律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控制较严，仅在民法通则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》中对构成精神损害的权利做了具体规定，而祭奠权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，因此无法获得精神损害赔偿。